——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
姜锋
1962年12月生于山东，博士。1984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2002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受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多次赴德研修。曾在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第七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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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往，撼动心灵的人生镜头
陈志文：回顾过去，有哪几个镜头给您的印象最为深刻?
姜锋：第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是赶火车上大学。那时我17岁，自己扛着一个大木头箱子去赶火车，火车上挤满了人，几乎没有站的位置，座位外的过道上甚至厕所门口都站满了人。经过十二三个小时的颠簸，我终于抵达了上海，下火车后，感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晕头转向的状态下到了学校。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镜头是大学二年级时，老师上课时说，我们用的《简明德汉词典》里，一个例句的介词搭配错了。我很惊愕，字典怎么会错呢?这对我的震撼很大，过去我总觉得字典代表着语言权威，不会出错，那堂课颠覆了我固有的认知，让我意识到很多事情都需要思考一下，确认一下。
陈志文：您为什么选了德语作为专业?
姜锋：实事求是地讲，第一个原因是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非常难，考入英语系更难;第二个原因是那时年纪小不懂事，有点小狂妄，觉得中学已经学过英语了，在大学里要学另外一门语言，所以想到了学德语;第三个原因是德国在当时影响力比较大。我父亲书架最前面放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还有《哥达纲领批判》等，出于好奇，我有时会翻看这些书籍，觉得马克思是德国人，学德语应该很有意思。
陈志文：您的专业是德语，在工作中也与德国颇有渊源。您觉得德语或者德国给您带来了什么?
姜锋：学习德语以及在德国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促使我不断反思和观察自己、家乡及中国。我的家乡百年前曾是德国人传教的地区，传教士们留下了很多描绘当时情况的文字，阅读这些文字也是深化自我认知、实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过程。
陈志文：德语不仅是一种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更强调人的自我反省。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姜锋：您说得透彻。和德国人交流合作很有意思，我的印象是，德国人也非常愿意跟我们交流合作。我的不少德国朋友认为，中国的知识、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对他们的认知是有补充的，中德之间有很多相近之处。当然，交流合作多了，德国人也会意识到中国的面貌很多元，人类价值标准不单单是欧洲的、德国的，德国学者曾一度主张在不同文明间推进“学习文化”。
另外，德国人很注重独处的能力，德文叫Einsamkeit，人生要时常与自己对话，类似中国说的“君子慎独”。但中国的“君子慎独”更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观念，而在德国，独处是一种生活状态和生存哲学，这对我影响很大。
陈志文：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就像中国人讲的打坐一样。
姜锋：是的。
学校供图
陈志文：您对德国的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有怎样的认识?
姜锋：我的理解是，德文中的“教育”(Bildung)有很强的人文内涵，不仅是技能的获得，教育的内容与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密切关联。这是“洪堡时期”教育理念的突出特点，影响至今。大学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学生家长负责，更要对个人命运负责，因此要有长远的计划;大学的院系、教师、学生能够承担责任，独立自主地办学、治学、学习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事。
在德国高等教育中，实践导向是很重要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他们往往是先发现问题，再看怎么解决，我称之为“实践联系理论”。我们的高校往往把学科放在第一位，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有时我们会忽略，学科研究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划定方法界限。
另外，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德国大学并不富，教授收入也比不上英美，但德国高校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创新上，实力都不弱，整体办学水平比较高，支撑了德国举世瞩目的创新实力。这给我的启发是大学水平与资金多寡并无必然关联，大学还是要有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构成的文化和精神。
在德国，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全社会都把责任交给教育。社会、各部门、机构都抱有一种“为大学、为教育做些事”的心态，比如许多企业主动给高校提供实习机会、提供有实践经验的指导老师以及其它帮助;博物馆专门设有针对学生进行服务的教育部或教学部;电台有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涉及教育和科学知识，比如，为了便于孩子理解，把深奥的哲学以儿童小品形式展现出来，为了让孩子尽早了解天下大事，专门为儿童开设的新闻频道等。你会感到，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在试图为教育做贡献。教育是学校内外构成的一个大体系，是全社会参与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是“为生活学习，不是为学校学习”。
改革开放40年，一部波澜壮阔的教育变迁史
陈志文：您曾就职于教育部多个部门，也曾担任驻外工作，然后又到了学校，这些丰富的经历让您拥有了不同的视角。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姜锋：改革开放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开始，演绎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教育变迁史。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教育事业与这40年的伟大变革同步开始、同步进展。改革给了我们挑战，开放给了我们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见证了高等教育工作者如饥似渴地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大批量地引进、消化和实践我们认为是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制度。举个例子，80年代初，教育部派代表到德国巴伐利亚州学习教育政策和管理，重点是职业教育。代表们在那里连续待了几个月，考察了解每个环节。他们回来后，教育部就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德国的教育模式“移植”过来，尤其是职业教育，并且融入中国的价值观。当时，还邀请德国人到中国的几个中学来做试点，教育部也曾请德国专家作政策顾问。在教育经费方面，当时也有国外的机构投放了一些发展资金进来。
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兼蓄并收、不断摸索，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断完善。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领域各学科专业的教材编写组，即现在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各类教育研究组织不断涌现，各个学科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应运而生。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高教司曾针对外语学科建设中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区别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深入探讨，那时教学质量很受重视。
90年代初，教育立法的高潮时期开启，教育进入了广泛立法的阶段，接连制定了五六部教育法规。我参与了1996年的《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的部分调研过程，为全国人大编译德国相关教育立法情况的资料。教育立法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通过不断地学习理解和文化转换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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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文：然后就是高校的合并。
姜锋：对，高校合并更是波澜壮阔。在高校合并之前，高教司做过一次统计，每所高校的学生数量平均不到1500人，但是每所高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整体办学效益不高。
陈志文：是，我印象也特别深，那时候高校的各个部门院系分得特别地细。
姜锋：后来高校开始大合并，包括院系合并及功能合并。我觉得院系合并工作做得比较好，从规模上来说，合并了很多大学;但功能合并还需要继续深化，比方说后勤的社会化。
后勤其实很拖累高校，欧美多数高校不管后勤，而是集中精力办学，德国大学就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原来计划在北京中关村为附近各个高校建立学生宿舍、食堂、体育场所等公共设施，那样就不需要各高校再单独建设了。那时，教育部条件装备司负责这项工作，我参与了收集整理和组织考察德国经验的工作，所以印象很深。
陈志文：对，也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实际的安全问题，高校功能合并最后没有进行下去。
姜锋：非常可惜。我觉得即便是到现在，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否则会影响学校的发展。高校部分功能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建设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各大学都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现代化的程度与社会化大分工的程度密切相关，各个大学五脏俱全就意味着“社会孤岛”林立，难以形成社会有效分工及社会资源有效分配。
陈志文：您说的很对。如果不能实现功能整合，就会限制大学的效益。
姜锋：是的，也会限制大学理念的实现。现在，很多课题需要多个学科、多所大学进行协同。而学科固化、圈子固化使得学科、大学之间的协同变得非常艰难，这就限制了适应现实变化需求的新知识、新学科的产生。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要提高教育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能引起国家和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但无论如何，中国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发展，很多领域都是白手起家，真正体现了“波澜壮阔”。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中国教育改革的胆量和魄力
陈志文：在高等教育40年的发展中，国际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哪些印象?
姜锋：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体现了改革的胆量和魄力。我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第一个印象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逐步开放了自费留学，以前留学是国家行为。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我也参与了相应的政策制订，虽然当时阻力非常大，但是我们的步子还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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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印象是逐步取消了教育部对部属高校教授、副教授出国的行政审批。我觉得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校的充分信任，在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建立起了党和国家、政府和高校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第三个印象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邀请国外的机构、专家一起来参与中国高校的评估。这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们非常坦诚地敞开了中国高校的大门。
陈志文：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来华留学，对此您怎么看?
姜锋：是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单向派遣留学生。1996年，清华大学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开设了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两个双学位专业，双方学生互换交流。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工程师教育非常优秀，当时教育部的领导提出要把德国工程师教育的课程引进来。
当时我是这个项目中教育部工作小组的参与者，经常要到清华大学调研，原本以为清华大学作为一所高水平的高校，这对它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在项目进行中才发现困难很多。比如，当时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告诉我，开出一个用英语上课的专业是做不到的。我说，不是有这么多人懂英语吗?教授们说，开两三个小时的讲座是可以的，但是无法开出两三年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体系。但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已经有了用英文开设的专业课程。第一届，清华大学派出了30名学生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只有3名学生来到了清华大学。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有多重要，建设有国际水平的课程体系有多么困难。当然，现在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陈志文：到现在，这也是来华留学最大的问题。理论上，来华留学的学生目前已经接近50万。但我们的大多数高校还开不出用英语授课的专业课程。
姜锋：是的。我到上外就任前也认为用英文开课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用英文开设一门或几门课程是可以的，但是开一个系统的专业项目还是有难度。所以，这两年上外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现在我们已经能开出多个面向全球招生的全英文硕士项目。
陈志文：来华留学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姜锋：我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吸引度和课程供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但我们很重视。在清华大学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合作上，教育部在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专门设立了奖学金。当时清华大学负责学生事务和教学的王大中校长和梁文龙副校长都曾亲自过问了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合作以及学生交流问题。我记得当时还专门拉了一根网线，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和德国学术研究网DFN直接连接起来，这是国内学术网和国外学术网成功建立的第一条直接连接。项目举办两三届以后，德国学生来清华的人数慢慢多了起来。
陈志文：您曾提到对现在来华留学生不太熟悉“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领袖”的隐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
姜锋：近年来，上外来华留学人次多年稳居国内院校前列;留学生结构不断优化，学历留学生比例逐年上升。我刚到上外时，常常问留学生的一个问题:“你最熟悉的中国人是谁?”学生们提到最多的是孔子、孙子、老子这些中国的古人，还有演员，但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国家领导人不太熟悉。
陈志文：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高等院校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姜锋：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话语供给不足，中国故事还没有被充分地讲述。我觉得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力很大，世界想听中国故事，但是我们的话语供给不足。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网站都有英文网页，但是差不多有一半的英文网页多年不变，不更新，有互动功能的更不足3%，犹如僵尸网页。只有极个别的政府网站开通了多语种网页。所以，上外正在努力为政府部门做一些英文网页和多语种网页，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责任也很大，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做。
作为外语院校，服务中外人文交流，讲述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与方案，这是我们天然的责任。
陈志文：这是最基本的中国声音。
姜锋：是的，不然世界了解中国故事的途径就会受到限制。中国人要主动讲述中国的故事，主动建构中国的叙事，否则外国人特定视角下的中国叙事容易使国际舆论一边倒，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极为不利。
第二，外国留学生真正的文化融入不够。因为融入不够，导致了外国留学生的文化、心理或生活仍然在中国之外。我们高校要在体系内开放，课程应该面向全部学生开放，学生不应再分成国际学生或中国学生。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绩很大，但是内部开放还不够。
近年来，上外加强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把国际学生和教师纳入了学校整体教学科研工作，通盘考虑，系统推进，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
首先，在已有汉语教育为主的课程基础上，根据多学科国际化战略布局，先后开设了适合国际学生选学的英语授课的“中国学”、“国际关系”、“跨文化交际”、“全球新闻与传播”和“高级翻译”等硕士课程，将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与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密切结合、相得益彰。
其次，在科研方面，配合学校国别区域研究战略，鼓励有能力的国际学生直接参与到与其相关的国别、区域研究活动中去，使其成为学校科研的生力军，拓宽了研究的信源和视野。
再次，在人文交流和社会实践方面，学校开设了多语种网站，鼓励国际学生把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感知记录下来并发表，不仅加强了其对学校的身份认同，还提升了他们学习和研究的成就感，由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就有了自身真实的体验与情感。由此，中外人心相通在日常学习与生活的点滴之中积累。
立足中国大地，上外人要去看世界风云
陈志文：194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创建是为了服务于国家需要。在新的历史时代，您是怎么理解上外使命的?
姜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上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家队”，一方面我们必须勇担国家责任和民族使命;另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这一区位优势，服务社会进步。
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官方网站
中国正在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于文明多样性的存在，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亟需全球知识的供给，新时代中国外语高等教育大有可为、必须有为。
总结创校近70年的历史经验、适应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新要求，上外把办学使命凝练为“服务国家发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这是上外的立校之基。
陈志文：未来，您对上海外国语大学未来发展的愿景和目标是什么?
姜锋：一方面，上外人要观察世界风云，要构建中国视角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这是我们的理想和梦想。
陈志文：立足中国大地，看世界风云。
姜锋：对。我们观察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看我们。所以，另一方面，上外人也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视角的全球知识和智慧。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期待着上外能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做出上外人的贡献。根据国家战略发展新要求、落实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部署，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陈志文：具体的时间进度和规划是怎样的?
姜锋：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在制度方面，我们已经成立了海外调研基金、田野调查基金进行支持。今年起，我们计划逐步完成中亚和欧洲地区各国家的概况。
我们希望上外的学者，不仅仅是翻译、研究西方文献和档案。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借鉴西方优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用上外学者的方法、视角来体验、检验、观察和探索世界，贡献出我们的知识。
陈志文：2018年，上外的斯瓦西里语、乌兹别克语、捷克语专业首批新生入学。对于战略语言专业的开设，上外是如何进行判断的?
姜锋：上外着力推进战略语言建设，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提供最急需的关键人才储备，现已开班授课的语言数量达40种。不管一门语言是不是官方第一语言，只要在中国国家战略层面或者在世界局势、人类发展角度有着重要地位，就很有必要针对性地开设这一语言的专业，进而以构建全球知识为方向开展相关区域的研究。
陈志文：在战略语言专业建设中，您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姜锋：最困难的往往是师资，有些语言专业在全国普遍缺乏相应的人才。上外现在是三条腿走路：第一，国内有的师资，配置好相应条件，尽快请过来;第二，扶持和激励其他相近语种的老师掌握新的语种;第三，与国外大学合作，通过引进外国专家，并辅以来华留学生，开设新语种。
近年来，上外为打造“战略语言人才特区”推出了加强人才引进和人才培育的系列举措，赴北京等地召开非通用语种人才招聘及宣讲会，发布战略语言人才招聘启事，招聘希伯来语、豪萨语、斯瓦西里语等12种语言专业教师。未来还将继续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培育用好现有人才，构筑“一流师资”人才高地。
陈志文：一般来说，外界往往认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只是一所外语学校，但从你们角度来讲，显然不是。
姜锋：对上外来说，“诠释世界、成就未来”是我们的办学理念。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知识工具，是价值载体。“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既是我们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的鲜明特色，也是我们追求的卓越品质。对于上外人来讲，语言是我们生活的状态，我们用语言去获取新知、创造新知。
图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官博
陈志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已逐步建成了眼动、脑电技术等实验场馆，上外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姜锋：有人拿语言来研究上帝的存在，而我们要通过语言来研究人是怎么观察、描述和分析自然及社会的。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育正面临着更多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紧密结合，找准方向，抓住机遇，做好规划，主动作为。这方面，我们正在布局，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
陈志文：语言的背后其实是人的思维方式。
姜锋：我们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理解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区域研究五大方向;同时，在各细分方向上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比如，我们对语言学的理解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教学，认为它也是语言科学与技术。再比如，我们把文学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联，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文学是民族精神状态最集中的表现和记录。语言学、文学等最终都能够服务于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生产。如前所述，学科应该是为传承和构建知识存在的，而不是相反。
再比如，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语言智能。语言与智能技术的结合已经超出了传统语言学的概念或者拓宽了语言学的定义。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正积极推进学科发展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加强翻译学科、语言学科、管理学科等与人工智能、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的产学研深度结合，推进前沿研究和融合应用，探索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新的发展挑战着我们的学科观念，转变需要坚定的耐心和规划，需要扎实的工作。
有人认为学外语没有用了，但我们觉得，这恰恰是语言学习发挥创新才能的机会来了。
陈志文：衡量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政策决策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姜锋：大学一定要有项目和成果的体现，这既包括承担重大课题或者发表论文，也包括为国家的决策提供服务或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撑。
在服务国家方面，上外在“资政、咨商、启民、育人”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上外的“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应用实验室”与“脑与认知科学应用校重点实验室”都得到了教育部、上海市等的大力支持，主持了国家、上海市等多个重点项目。
上外与科大讯飞合作成立的智能口笔译研究联合实验室，一年多来持续探索“人机耦合”方式，让机器作为助手，帮助人来学习、完成口译任务，更由此开发了一款辅助口译员的工具。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不断打磨，在最终的实验结果中，以专有名词为主的口译信息完整度从88%提升到了97%，并且据调查显示，口译员由于有了参考信息，工作压力下降了20%。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探索如何将这一成果推向应用落地。
2017年10月21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科大讯飞智能口笔译研究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图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官网
陈志文：您觉得上外最大的不足是什么，优势又是什么?
姜锋：对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办学定位比较清晰，大家对工作方向高度认同，学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集中，大家携手逐梦而行。但最大的不足，就是跨学科的交流和融合比较欠缺，应该打通学科之间的障碍，使各个学科能够协同创造新知识，不让学科的边缘成为限制我们观察事物，创造新知的边界。
陈志文：到现在为止，您多次强调了学科融合的问题。上外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
姜锋：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开设了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在开设这一项目时，我们首先坚持了问题导向，因为我们比较缺乏有关欧亚地区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知识，所以就瞄准了这一方向去做。该项目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共同举办，这也意味着外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参与其中。而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也拥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师资来自国内外各个高校，包括欧亚地区和国家的高校。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在未来能够产生新的知识。
另外，我们也进行了机制上的改革，使之能配合学科上的融合，如奖励制度、人事制度等。原来是各个部门、学院单独申报奖励，现在允许多个部门、学院一起申报。人事制度的改革比较艰难，但是一定要推进。其实，在国外高校，一位教授在多个学院任职是常规现象，但对中国高校来说这还是很有挑战的。
我们尝试在上外打破一些固有的东西，也希望能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做一点贡献。
陈志文：现在各高校纷纷出招抢人才，您觉得上外怎样去吸引人才，怎样留住人才?
姜锋：工资待遇等物质条件各高校都差不多，上外至少不会比其它大学差。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让人才能够拥有工作的激情。这种激情的根基就在于老师和学校有共同的理念，如研究国际问题、创造新知识的志向，教学和科研与多语种优势有机结合的能力等等，这样的人才在上外才有用武之地。他们想从事教学、科研或是到海外做调查都可以，上外都会支持。
陈志文：给人才提供做事的平台和空间。
姜锋：是的。上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核心并不仅仅是给多少钱或者多少帽子。当然，这些方面上外也不会差。但如果人才仅仅是为了这些来上外，我会比较担心。
陈志文：您曾就职于教育部高教司、国际司，也曾担任过驻德教育公参，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经历非常丰富。这些经历对您做学校的党委书记，管理一所学校有什么好处?
姜锋：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拥有了广阔的视野，能够立足国内外、校内外视角看待问题、分析工作，始终怀有国家的责任和民族的使命，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中外人文交流根植于心。我也让同事们经常提醒我，当书记一定要琢磨学校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并做出相应的构思和准备。
用心观世界，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陈志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您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姜锋：我觉得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体系内的开放非常重要。
第一，从机构上来讲，各类大学之间的通道应该打通，不应该按照层次来区分大学。现在我很担忧的看到，高校被分成三六九等，身份固化，身份管理正在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然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人口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高水平的智力开发，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必然要成为一个智力大国。所以，从机构或体系上来讲，高等教育应该是平等的结构，而不应该像一座金字塔。我很担心大学的身份固化导致社会上的“文凭主义”，限制了人在社会上的上升通道，长期下去导致社会活力受阻。
第二，目前我国高校学科和专业的划分相对固化，在学科领域内自成体系，体系内外缺乏互动和协同，不利于新知识的产生。知识，原本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在学科固化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更关注体系内的问题，而难以发现社会中其它的问题。我们很少注意到，学科治理的挑战可能越来越严峻。
陈志文：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也是迅速地交叉和融合。
姜锋：世界上的主流趋势确实是这样的，但我们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我觉得，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问题尤为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术语和概念体系是基于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而总结出来的。
由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套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的现状，就不那么适应，这是结构问题。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右)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基于中国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还在大量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
姜锋：对，不只是在理论层面，知识层面也如此。上海外国语大学要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其中特别提出了“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目前，中国作者写的关于国别概况的书不多，绝大部分是引进的，要么是哈佛的，要么是牛津剑桥的。
以欧洲史为例，西方学者们用历史构建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很多知识都是经过过滤和铺垫的，引导着读者的视角。比如，我们一说到欧洲文明往往会与基督教文明等同起来，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是欧洲文明产生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中国的很多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陈志文：对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开放，您有怎样的理解?
姜锋：我们身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国家要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改革开放再出发，高等教育同样如此。
在过去，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成果，而这很容易让我们满足、举步不前，对于新的挑战容易产生一种畏惧心态。目前这个阶段既是成果积累的阶段，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攻坚阶段，挑战很大，甚至可以说很危险。
但我觉得，这是历史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和担当，也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一个历史机遇。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容不得我们很庸俗地去享受，否则不进则退!所以，我们不光要改革，还要革命!
注：标题图片均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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