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亮
6 月 6 日，杨维祯《壶月轩记》在北京保利拍卖以 9027.5 万元高价成交。近日，名为《浙江省博物馆参与竞拍杨维桢<壶月轩记>全过程》或《这件元代墨宝除了近亿元身价，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佳话》的采访文章在网络上发表，主要内容是《中国收藏》杂志独家专访了全程参与竞买此件作品的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请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浙博参与竞拍此作的经过。
今年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规定：“博物馆应建立藏品征集管理制度，明确征集范围、方式、条件，进行公开征集；设立专门机构或明确责任部门（以下简称征集部门），拟订藏品征集总体规划、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规范有序开展征集工作。”“征集部门应多渠道寻找征集线索，对拟征集物的真实性、来源合法性、是否符合征集方向进行初审，提出拟征集物清单。”“征集部门根据拟征集物类别，组织不少于 3 名相应研究方向的专家，对拟征集物的真伪，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流传经历，估价（独立给出）等进行鉴定，出具专家鉴定意见。对真伪鉴定实行‘一票否决’。”
然而在许洪流副馆长的讲述中，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和疑点，特此向许副馆长提出。
首先，按照许副馆长称今年5月24日结识了北京保利拍卖的李雪松，然后就看准了6月6日保利即将拍卖的杨维祯《壶月轩记》，立即准备购藏，时间如此紧迫，而5月29号才看到原作，敢问贵馆是否遵循了“藏品征集总体规划、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规定，并经过深思熟虑后才选中这件拍品？许副馆长说因为：“杨维祯是浙江诸暨人，而浙博刚好缺少这位元代大书家的作品......它能够填补藏品重大空白”，不知是因为浙博早有对杨维桢作品的征集计划，还是因拍卖从业人员或者许副馆长的“好朋友”的介绍、鼓动，从而做出的决定？毕竟历代浙江籍大书画家很多，浙博缺乏的也不少。而《壶月轩记》能“瞬间抓住”许副馆长的眼球，让人怀疑是否因许副馆长也是诸暨人，故而对杨维桢情有独钟，进而一时头脑发热呢？
《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中“拟订藏品征集总体规划、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规范有序开展征集工作”是国有博物馆有序、严格征集馆藏的重要制度保障。其实，即使个人收藏，也应有计划并慎重进行。毕竟文物真伪的鉴别、对书画历史、艺术等价值的认识需要从业者长年不懈的经验累积，加之艺术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时有曝光的不规范操作。而博物馆从业人员日常工作环境又相对单纯，因此如果没有对书画家及其作品的长期深入研究和鉴定经验，也无对市场复杂情况的熟悉或调研的话，决策者一时头脑发热，贸然进入市场买东西，不但可能会买贵，甚至会买错！拍卖市场瞬息万变，个人买贵、买错可以后果自负，但国有博物馆用的是国家经费、是纳税人的钱，如果买错、买贵了，损失谁来承担？
其次，关于这件作品的鉴定，贵馆是否履行了文物征集应有的鉴定程序？鉴定者是相关方向的、经验丰富的鉴定专家吗？许副馆长说：“在决定购藏前，馆里进行了一番讨论，并迅速组成专家组研讨。”“经过认真讨论，专家组成员意见一致，认为浙博应该参与竞拍。”请问许副馆长：各大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鉴定专家队伍，比如故宫、上博，遇有入藏重要作品前，必会组织专家鉴定并出具书面意见，同时也会征询国家鉴定委员会相关专家意见。而贵馆作为浙江首屈一指的大馆，原本也有自己的书画鉴定人员，请问贵馆哪些书画鉴定人员参与了这次鉴定？他们是什么专业职称？从事书画鉴定而非书画创作有多长时间？据笔者了解，您本人和贵馆的书画部门负责人均非长期从事书画研究特别是书画鉴定研究。而在采访中，提及鉴定过程时只提到了您的老师——“著名金石书画家金鉴才”，他是鉴定专家吗？网上能查到他有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头衔，那么他的书画鉴定实践成果有哪些？贵馆馆藏文物中有哪些是经这位金先生“掌眼”把关购入的？如果都没有，他的结论如何能够采信？而这样的“鉴定结论”，又怎能不令大众为这笔巨资开销担心？
此外，浙博未能在保利拍卖中竞得此作，按照国有博物馆的征集程序，许副馆长可以就此向批给馆方经费的省领导汇报后，不再过问此事。因为正常程序随着拍卖的落槌，已经尘埃落定，博物馆领导或馆内专家本不应与市场中人过多“勾连”在一起，但许副馆长似乎并不死心，仍通过“朋友”，“向买家表达了能否将此作转让给浙博的意愿”。这就让人困惑了，浙博作为竞标失败的一方，在此作高价拍出后仍旧念念不忘地追寻，那么请问许副馆长：浙博想按什么价格请买家转让？是九千多万的成交价，还是远低于成交价？若是前者，真实的买家肯不肯出让？若是远低于成交价，这对买家是否公平？还是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或许有更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和猫腻？
说实在的，本文最想问许副馆长的是：保利的杨维桢《壶月轩记》是值得国有博物馆花重金、即便是现有落槌价打对折也可以购入的真迹吗？！
在采访中，许副馆长说专家有两个疑点：一是作品前面有乌丝栏，最后却没了；二是落款为“杨祯廉夫”而非“杨维桢廉夫”。然后说专家对这两个疑点进行了解释。其实第一点算不上什么疑点，并非鉴定真伪的主要依据，而是无关痛痒的小问题。而第二点，保利本款署“杨祯”，笔者统计了杨维桢的24 件书作真迹，他确实有多种不同的落款形式，但凡是署姓名都会写全，作“杨维桢”或“杨维祯”，从未见署“杨祯”的，连姓带名还要省略一个字，其他书画家也从未见过。单独署“祯”的同音字的，则与其别号连用。许副馆长说他“杨维祯”“杨维桢”“杨祯”“杨桢”“杨贞”都写过，请问能举出例子，具体哪件作品写了“杨祯”“杨桢”或“杨贞”吗？许副馆长举出的《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落款是“老铁贞”，但这也不能解释署“杨祯”是正常的。鉴定一件书法的真伪，最重要的是看是否符合书家的笔墨特点，包括章法、结体、笔法、墨法等，其次看其他附属信息如题跋、鉴藏印，流传等，另外书法的文句内容也须进行考据。请问许副馆长：你和你的老师等“专家”讨论这件作品时，这些工作都做了吗？如果都做了，就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疑点吗？
事实上，杨维桢《壶月轩记》在笔墨、题跋、内容三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疑点。
为了让大家先了解这件作品，我们先看它的内容。这是杨维桢为一个叫李恒的文人写的文章。许副馆长说：“《壶月轩记》一文也见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铁崖文集》以及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上海志》，应该说无论文章还是书法俱佳，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以及历史价值。”其实这个著录信息来自保利拍卖的宣传和介绍，不知许副馆长和专家们有没有亲自查证过上述两部文献是否属实？
经笔者查证，这篇《壶月轩记》在弘治十四年的《铁崖文集》里根本没有记载！而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上海志》中，确实有记载，但只记了两段，而且许多词句并不一致。其实完整的《壶月轩记》还收录在清抄本《杨铁崖文集全录》卷一，与《上海志》重合的段落字句几乎都是相同的。这就算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何没有被提出来？足见许副馆长和专家们的鉴定工作并不认真，似乎是只看了保利拍卖的介绍，未亲自查证，人云亦云，被拍卖行牵着鼻子走。
那么保利本《壶月轩记》跟《上海志》以及清抄本《杨铁崖文集全录》的词句有哪些不一样？我们详细列出如下：
保利本《壶月轩记》（简称“保利本”）：
江阴李生恒，字守道，先庐燬于兵，辟地上海之渔庄，以耕钓为业。业暇辄读书，考典故，习法书名画，家虽窭，不肯苟仕进。为乾没计，新筑草堂数桯，堂之偏，别构一轩，颜曰壶月。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余于轩。繙校典籍、辨书画。已则乞题其颜，而并以记请。
昔延平先生以经术德行师表百代，退而屏居闽山，箪瓢屡空，晏如也。时称其人品为冰壶秋月，以其所学与所履，莹澈而无瑕也。吾闻生之先裔，由闽而台，由台而淞也，不敢多上，以祖延平独取其冰壶秋月，以对越于轩。壶清而以冰，益莹，月朗而以秋，益皦。生景行先哲，清于中，无愧于壶；明于外，无愧于月。侗祖何人？希之则是。
生既青年而好学，尊师取友，不远千里。异日见生，学日进、德日明、行日粹以清，其有以仰承源关洛而委新安之派，则吾又当与生修世谱，题曰《李氏冰壶谱》也。四方士为生赋壶月诗，系于谱。生之轩，其不朽矣乎！
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会乩抱遗叟杨祯廉夫甫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就此致意，孟宗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
《（弘治）上海志》卷五建设志（简称“上海志本”）：
壶月轩，李恒读书之室，其义盖取延平先生之冰壶秋月也，杨维祯有记。【壶月轩记略】
云间李生恒，字守道，先庐在上海之渔庄，世以耕牧为业。至生喜读书，考典故，工长短句，习法书名画，家虽贫，不肯苟仕进。为乾殁顾，于先庐之偏，屏处一轩，颜曰壶月。余放舟黄龙浦，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予于轩。繙校典籍、鉴辨书画。已则乞题其颜，而并以记请。
夫延平先生以经术德行师表天下，后世退而屏居闽山，箪瓢屡空，晏如也。时称其人品为冰壶秋月，以其所斈与所履，莹澈而无瑕也。吾闻生之先裔，由闽而台，由台而淞也，而不敢上焉，以祖延平独取其冰壶秋月，以对越诸轩。壶清而似冰，益莹；月朗而以秋，愈皎。生景行先哲，清于中，无愧于壶；明于内，无愧于月。侗何人哉？希之则是。
清抄本《杨铁崖文集全录》（简称“清抄本”）:
与《上海志》本相比，第一段中，只“喜读书”误作“意读书”，“过必觞予于轩”作“过必觞余于轩”。第二段“后世退而屏居”作“后退而屏居”，此外其余皆相同。而后录：“生青年而好学不倦，尊师取友，不远千里。异日见生之学日进、德日明、行日清，有以仰承源关洛而委新安者，则吾将与生修世谱，题曰《冰壶谱》也。四方士为轩赋壶月诗，系于谱。生之轩，其不朽矣乎！是为记。”
保利本与《上海志》及清抄本对比，有多处文句不同，而且出现了矛盾。请问许副馆长有没有通读过保利本？有没有对照过《上海志本》和清抄本？有没有基本的文言功底？实物和文献的文辞对比，哪个更通顺、合理？
第一，最明显的问题，是壶月轩主人李恒究竟是哪人？保利本记为江阴人，上海志本记为云间人，即上海人。一般古文中言某地某人，某地一般指某人的祖籍。从保利本来理解，李恒祖籍江阴，因祖屋遭兵乱被毁，所以迁居上海，以耕钓为业。而上海志本说李恒是上海人，祖屋就在上海渔庄，世代以耕牧为业。既然世代就在上海，何来“江阴”一说呢？何况两处后文都说李恒的先祖最早由福建迁居台湾，由台湾迁居“淞”即上海，而又追溯李恒的先祖正是福建人延平先生李侗，在这条脉络中并不关江阴什么事。而且正因李恒祖辈都是上海人，《上海志》才会记载他。保利本开篇就写作“江阴”，实在是大错特错！不知道许副馆长对此作何解释？
第二，在写到李恒的兴趣和优点时，保利本漏写“工长短句”，即说他擅长写诗词。两处前文都说李恒贫穷，但保利本却说李恒新建了几间草屋，而“壶月轩”是在屋堂的一边专门构筑的，这与前文说他贫穷产生了矛盾。而上海志本直接说他祖屋的一边“屏处一轩”，“屏处”意为隐蔽、隐藏之处，这更表明了李恒的清贫和“壶月轩”的简单狭小，更能烘托李恒安贫乐道的志趣。
第三，保利本言：“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因破损而不知是何字，其实这句话是说杨维桢常经过李恒的居所，是强调“过其门”，并无必要说自己到达哪里，上海志本就写“余放舟黄龙浦，必道过其门”，简当明了，对比之下，保利本其实是赘语。
第四，保利本言：“繙校典籍、辨书画”，其实两两相对的四字句更朗朗上口，显然上海志本“繙校典籍、鉴辨书画”更优。保利本言：“清于中，无愧于壶；明于外，无愧于月”，“冰壶”比喻品行高洁。“清于中”与上海志本相同，是对的。而“秋月”比喻人心地光明，如何“明于外”？因此上海志本说的“明于内”才是正确的。
值得说明的是，保利本全篇没有改动痕迹，若是真迹，也是斟酌过文辞，打过草稿后再誊抄下来的，然而其中文句与《上海志》记载对比不仅出错，还前后矛盾，缺字、赘语，实在是达不到杨维桢这样“一代诗宗”的水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大的疑点，许副馆长和“专家”们难道没有发现吗？
再看保利本的书法，作章草书，年款为己酉即1369年，同一年杨维桢的章草真迹有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梦游海棠诗卷》，此前还有书于1365年，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张氏通波阡表卷》。从杨维桢真迹，都可看出章法错落有致，《张氏通波阡表卷》虽也有乌丝栏，但书写并不因之拘谨，而是自由挥洒，多超越栏外，且字与字牵连顾盼，呈现出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在用笔上，杨维桢糅合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虽是章草，但诸体杂糅，特别是他汲取了欧阳询劲峭的方笔，所以往往在落笔、转折、收笔处重按，行成方峭的棱角，体现出奇崛峭拔之势，而且骨力强健，恣肆奔放。
然而保利本章法上拘谨小气，受乌丝栏束缚，每字书写几乎都在栏线之内，虽然也有连笔，但独立的字更多，并无顾盼映带关系。特别是行笔显得柔弱无力，缓慢而滞涩，表现不出强健的骨力，而且大大减弱了学欧劲峭的方笔，缺少用笔顿挫的节奏感。总体看平平无奇，较为乏味，全无杨维桢跌宕错落、恣肆奔放、变化多端的意味。不知许副馆长有没有将这件作品与真迹认真对比过？
保利本另有5开元人题跋，分别是李毅、张枢、张奎、赖善、俞参、董佐才。其中除张枢、张奎之外，其余四人墨迹被视为“孤品”。确实，张枢和张奎能找到少量墨迹，然而与其真迹对比，会发现并非一人手笔。如张枢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真迹（故宫博物院藏），书风有唐宋人意味，结体扁平端稳，用笔婀娜与丰腴并存，而保利本张枢题跋则结体修长，用笔轻佻乏力，是行书却字字独立，显得拘谨单薄。再看张奎的《自书诗》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今草与章草相杂糅，字与字多连笔，纵横飞舞，用笔遒劲健朗，然而保利本张奎题跋与真迹面貌完全不同，行笔光嫩、缺少提按，并无章草书的波挑，也非横向取势，字与字连笔很少，有的连笔拘谨迟疑，牵丝甚至断绝，毫无行气，可见是出于临仿的。
另外，保利本中董佐才和张奎的书法，有些用笔习性与册中杨维桢的用笔特点一致，似一人所书。许副馆长也是写书法的，有没有对比这些题跋者的书迹？保利本题跋和杨维桢的书迹是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
在书画鉴定中，辨伪容易鉴真难。辨伪只需提出一个或几个关键疑点，然而鉴真却需要对作品的所有要素全面进行目鉴与考订。许副馆长也说：“按照国家文物局有关规定，专家组在进行文物鉴定时是可以一票否决的，也就是说哪怕有一处疑点，此作也应放弃。我理解，这是一种对财政资金保险、负责的做法。”那对于上述那么多疑点，许副馆长和您的老师是不是都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呢？如果不能，你们又是根据什么就认定这是真迹？凭什么让省领导批这么多纳税人的血汗钱支持您在拍场上“豪举”呢？
如果国有博物馆在文物征集工作中不能严守程序、严格把好鉴定关，而是把国家交付的重任置身事外，盲目信从那些游走于拍卖市场的所谓“专家”，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这不仅要出闹学术笑话，更会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这恐怕也不是许副馆长乐见和能够承担的吧！
在报道的最后，许副馆长介绍：“买家居然先后表达了作品可以长期借给浙博，并且有生之年会捐赠给浙博的意愿。”报道中标题写作：“这是一段佳话 更是国藏与民藏合作的新途径”。其实国藏与民藏合作并非什么稀奇事，2018 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就精选了止观主人李宏伟先生及其他私人藏家的许多藏品参展，并大获好评。这种合作的成功，其基础在于展品经过严格的审查鉴定和筛选，否则，任由私藏赝品进入国有博物馆展出，不仅国有博物馆出丑、丢脸，要背负为赝品背书的臭名，更是对广大艺术爱好者和观众不负责任！
